《春秋》与史学传统

孔子所作的《春秋》是儒家的重要经典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编年史，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它从多方面创立的史学传统，对司马迁及以后的历代史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《春秋》记载自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722～481年）共242年史事，大约有1．5万字。内容主要是各诸侯国间聘问、会盟、战争等政治事件，也有关于自然现象如日食、水旱等的记录。其记事的特点是十分简略，最少者一条仅一字，如“雨”，“螟”；也有二三字的，一般不过十字左右。虽然记载得很简单，但它对史学的发展却影响至巨，历代对它评论研究的著作多达数百种。褒奖的人对它推崇备至；批评的人如宋王安石直斥它是“断烂朝报”。从汉代以来，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《春秋》是孔子依据鲁史修成的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称扬孔子“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”所谓笔削，是指孔子不单纯记载史事，它的遣词用字体现出一套褒贬书法。这就是《春秋》的“微言大义”，借此以表达孔子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见解，寄托他的社会理想。后人称为“以绳当世”，“立天下仪法”，“为后王制法”。春秋时期周王室式微，其地位降到等于一个小国，只好依附于强大的诸侯。鲁僖公二十八年（前632年）践土之会，是周王应晋文公之命赴会。孔子反对这种以臣召君的做法，主张维护天下共主的地位，因而采取隐讳的书法，记载为：“天王狩于河阳”。用这种寓含褒贬的手法，寄托孔子希望恢复西周时代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政治理想。春秋各国史官用“书法”表示褒贬善恶，对将来起惩戒作用，这种做法本属通常采用的。故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三年载有“君举必书，书而不法，后嗣何观”的说法。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则把这种原已受重视的褒贬书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运用得更加自觉和更有系统。这就使历史著作同政治生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。孔子本人视其寓褒贬、别善恶的做法为著述的宗旨和灵魂，深沉地感慨说：“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！”孟子则认为，孔子这样做是针砭世事以垂法后人，虽无天子之位，而行“天子之事”，并说“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”。这就高度评价了孔子褒贬书法在政治上和道义上的威慑力量。孟子还总结《春秋》中有史事、史文、史义，而最重要的是“史义”，这是孔子特意灌注进去的。他说：“其事则齐恒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孔子曰：‘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’”（《孟子·离娄下》）孟子的论述，大大提高了《春秋》在儒学总体系中的地位，阐释了《春秋》所包含的孔子的政治思想在治理国家、维护社会秩序伦理方面的非凡作用，也说明了精深的义理乃是史书的灵魂所在这一深刻道理。所以从严格意义讲，孔子修成《春秋》标志着中国史学的正式展开。司马迁十分尊敬、理解孔子，称“拨乱世，反之正，莫近于《春秋》“，并且本人以“继《春秋》”自任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。这样，就由孔子开创、司马迁继承，奠定了中国史学直面社会、同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优良传统。近代梁启超也曾深刻地指出：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“根本观点，传自孔孟”（《清代学术概论》）。

主张“大一统”和经世致用，是《春秋》对中国史学传统最重要的影响。孔子尊奉周王室，强烈地表达他的政治理想是实现统一的王权，重新实现“礼乐征伐自天子出”的有序局面。孔子的主张虽有保守的一面，但其思想内核和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，却有积极的一面。春秋及其后的战国时期，各国分立，攻伐征战不断。然而从历史发展的主流看，在统一趋势与分立倾向的相互斗争中，统一的力量仍在根本上起主导作用。因为人民大众拥护统一，反对分裂割据造成生产、生活、交通的困难与痛苦，更反对战争造成的惨祸。孔子的尊王和大一统思想，正好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。这对中国走向统一的历史道路是有重要意义的。